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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双束碑史话

[日期:2018-04-23]   阅读:146次[字体: ]

 一

有唐一代,随着最高统治者崇道活动的兴盛,泰山因特殊的地位,道教进入全面发展阶段,尤其是帝王的封禅及皇室的修斋建醮直接剌激着道教的发展。在屈指可数的唐代泰山石刻中,有一处与唐室及道教密切相关,为我们了解当时泰山道教活动及其与唐朝(尤其是武周)政治生活的关系,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,这处石刻就是现存泰山岱庙东碑廊内,以形制与内容而著称于世的双束碑,全称《岱岳观造像记碑》,俗称“鸳鸯碑”。碑身高2.36米,宽0.50米,四面环刻,楷书。碑身由两块尺寸大小相同的条石并立而成,共同嵌入同一碑首与碑座间,故而又称双束碑。碑首仿古建中的九脊歇山顶式样,雕刻精细。碑身除下部稍有剥蚀外,大部分文字尚可识读。碑文主要记载了唐代六帝一后(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、代宗、德宗和武则天皇后)遣员在泰山上行斋醮造像之事。前后共刻记二十则,时间延续一百三十七年之久(显庆六年至贞元十四年)。是泰山现存最早的唐代碑刻。此碑原立于岱岳观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引《从征记》云:“泰山有下、中、上三庙,墙阙严整……中庙去下庙五里,屋宇又尝丽于下庙。庙东西夹涧。”这里的中庙即为岱岳观,后称老君堂。到了唐代,中庙被改作道观,成为唐皇室派遣道士祭祀泰山的重要场所。清顾炎武《金石文字记》卷三《岱岳观造像记》云:“泰山之东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观,今存小殿三楹,土人称为老君堂。其前有碑二,高八尺许,上施石盖,合而束之。其字每面作四五层,每层文一首或二首,皆唐时建醮造像之记。”《金石萃编》亦收载此文。  

为什么双束碑的造型如此别具一格,它的背后又蕴含着什么呢?说来话长,让我们先看看碑上最早的一则题刻:“显庆六年(661)二月廿二日,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,弟子陈兰茂、杜知古、马知止,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,并造素像一躯,二真人夹侍。” “显庆”是唐高宗的年号,由此可知,此碑最初系道士郭行真等为唐高宗李治、皇后武则天所立。此时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的武媚娘,可谓权摄朝政,威齐天子。由于高宗李治患风眩头重,目不能视,难于操持政务,自显庆末年起“百司奏事,上或使皇后决之”,而武氏“性明敏,涉猎文史,处事皆称旨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00),遂专国柄,威势日重。立碑的道士东岳先生郭行真,亦非凡类,史载其可以“出入禁中,常为(武则天)厌胜之术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01)道士郭行真可以自由出入宫廷禁地,足以显示其深得武氏宠信,因此,双束碑的树立实为武则天授意所为:碑首代表着天,碑座象征地,双碑并立,寓意武则天与高宗李治两人共同治理天下。这一点,主仆二人自然心照不宣。不仅如此,五年后(乾封元年),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共同登封泰山,并为亚献礼,更是染指象征社稷的封禅盛典。

《旧唐书·礼仪志三》曰:“封禅之礼,自汉光武后,旷世不修。”封禅大礼作为顺天命、正名分的唯一至上途径,至唐已成皇朝当务之急,然唐高祖、太宗或仓促或因故都未能了此宿愿,这一历史使命自然落到唐高宗李治的身上。今天,当我们再次翻开尘封的历史去探寻那段史实时,却发现在李治泰山封禅典礼这幕大戏中,真正的导演兼女主人公却是皇后武则天。早在显庆四年(659),武则天就曾在幕后指使心腹礼部尚书许敬宗以“议封禅仪”之机,诱使高宗同意 “以高祖、太宗俱配昊天上帝,太穆、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祗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00)的奏请,从而为其日后以皇后身份在封禅祭祀中出镜设下了伏笔。麟德二年(665)十月,武后和司礼太常刘祥道先后奏请封禅,于是“上发东都,从驾文武仪仗,数百里不绝。列营置幕,弥亘原野。东自高丽,西至波斯、乌长诸国朝会者,各率其属扈从,穹庐毳幕,牛羊驼马,填咽道路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01)二月,车驾至泰山脚下,有司进奏仪注:“封祀以高祖 、太宗同配 ,禅社首以太穆皇后 、文德皇后同配 ,皆以公卿充亚献 、终献之礼。”(《旧唐书·礼仪志三》)此时,蓄谋筹划已久的武则天从幕后走到前台,抗表曰:“岂有外命宰臣,内参禋祭? ⋯⋯伏望展礼三日,总率六宫内外命妇 ,以亲奉奠。”(《旧唐书·礼仪志三》)公开反对以宗室公卿充亚献 、终献之礼,其野心昭昭,显露无遗。有学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武则天欲争夺封禅典礼上的禅社首亚献礼、终献礼,并非为争宠邀功而独出心裁,而是为其政治野心而标新立异。因为此乃是自周秦千余年国家隆重祀典上破天荒之大事,在上古秦汉以来统治者极为推崇的神圣祭祀大礼上 ,公卿勋贵恭身肃立 ,却由妇女逾制登坛祭奠,这一礼仪改革在妇女地位卑微的封建社会其革命性可谓惊世骇俗”。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与封禅这一旷世大典,打破了宗法父权、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礼教,即前无古人,又后无来者。此举也引起了后世的颇多微词,刘肃《大唐新语 ·郊禅》谓 :“高宗乾封初 ,封禅岱宗 ,行初献之礼毕,执事者趋下,而宫官执帷。天后率六宫升坛行礼,帷席皆以锦绣为之,识者咸非焉。”欧阳修也对武氏所为非常不屑,他在《新唐书》中写道,“群臣瞻望,多窃笑之”,一点也不给这位女皇留面子。  

跨过封禅高峰的武后在权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上元元年(674),高宗称“天皇”,她本人称“天后”,宫中称为“二圣”。弘道元年(683)高宗去世,武则天临朝称制。最后,干脆取而代之,把儿子踢一边,于天授元年(690)称帝,国号周,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

在此后当政的十五年中,武则天先后七次遣使派员至泰山祷神祈福,几乎是每更换一个年号就进行一次斋醮行道。行道时间7日、3日、12日不等,最后一次竟达49天之久。其用意无非是祈求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等众神人能保其“万福宝业恒隆”,以至“圣寿之无穷者也”。这些活动都清楚无误地记载在了双束碑上。然而历史终究无情,公元705年,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则天年老病危,拥立中宗复位。同年冬,武氏死,享年82岁,遗诏“去帝号,称则天大圣皇后。”不久,唐中宗李显继续派员到泰山建醮造像,祈望 “……皇猷永固,与灵岳而恒安,国祚长隆……”。至此,双束碑见证了武周易唐、唐室复辟这一历史的全过程。

双束碑奇特的形制并非是展示武则天思维创造力的孤例,在陕西乾陵前矗立的两块石碑,一为无字碑,一为七节碑(即述圣记碑),皆因别致的造型在中国碑刻形制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。由此也可看出,武则天不仅是治世安邦的“女中英主”( 清代赵翼语),而且在一些看似细微末节上突显其匠心独具。

仔细阅读双束碑上碑文,会发现石上刻有一些特殊的字,这又是武则天的创造,被学界称作“武周新字”。这些“新字”是武周代唐后在文化上采取的一项重要变革,其政治意味浓厚。据学者们考证,目前发现的“武周新字”大约有20个左右。双束碑中,现发现有武则天的12个新造字,分别是:天、地、日、月(两次改写)、星、人、初、正、年、圣、授。以上造字不仅在斋醮刻文中使用,且也频繁出现在同一时期的题刻诗文中,可见造字在当时是推广使用的(尽管使用时间不长,前后只有十五年左右)。中宗李显复位后,刻文中就不再使用其母的“发明”了。

关于武氏造字之事,古文献中记载的更是离奇。宋《太平广记》载:“天授中,则天好改新字,又多忌讳。有幽州人寻如意,上封云:‘国字中或,或乱天象。请□中安武以镇之。’则天大喜,下制即依。月余,有上封者云:‘武退在□中,与囚字无异。不祥之甚。’则天愕然,遽追制,改令中为八方字。后孝和即位,果幽则天于上阳宫。”此则记载真实与否已无从考证,从中可以嗅出时人对武氏推行造字之事多不以为然。

纵观武则天的所作所为,其性格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绝不会墨守陈规。这一点,从其作为女子而称帝(颠覆以往所有的以男权为核心的封建政治原则和传统道德观念)就足以明了了。所以,小到碑刻造型,再到造字,大到甚至在当时很可能是令人瞠目的“异行”——作为女皇,弃东岳泰山而选择嵩岳封禅。这一系列动作既是她对因袭已久的陈规旧制的蔑视,也更是为其“以武代李,革唐之命”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礼制和文化上的破旧立新 。

 

 

(作者:赵鹏 胡琳琳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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