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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下惠生卒年月考

[日期:2013-11-19]   阅读:4058次[字体: ]
    柳下惠到底何年何月何日生?关注柳下惠的人可能这样问。从表面上看,这似乎是个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。但是,作为“学开孔孟”的儒家先驱,他的生平与春秋鲁国、近邻齐国的某些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,因而其年龄也就成了一个需要弄清的历史问题。
柳下惠的出生年月日,正史、别史、野史未见确切记载,学者们大都是依据古籍史料推算出来的。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众说纷纭也就在所难免,谁也无法强求统一。
我所编撰的《新编柳下惠年谱》(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马东盈主编《柳下惠研究》一书),推定柳下惠生于公元前720年阴历11月18日。
其证据有三:
一是山东平阴展家洼村展光安老先生所藏民国五年(1915)续修的《展氏族谱》。这套《族谱》,上起展氏始祖展禽即柳下惠,下至86代孙展恩富、展恩启等人,是中国连续不间断、延续时间最长久的谱牒之一。而且因为孔子、孟子等对柳下惠推崇备至,儒家思想又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,柳下惠作为“后周公、先孔孟”,自然受到历代帝王和官司吏们的尊崇。和圣后裔分衍为展、柳、惠三氏,人才辈出,对修谱事也就格外重视。《展氏族谱》记载,初谱由和圣8世孙展迈(字子越)创修。此人去和圣辞世为时不远,所修《族谱》当可信。还需提及一点,《展氏族谱·圣祖年谱》,与最早于东汉建初六年(81)由“河东解县”抄录而来的《和圣年谱》惊人相似,也说明《展氏族谱》确有所据,绝非闭门造车之作。《展氏族谱·圣祖年谱》云:和圣于“周平王五十一年、鲁隐公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午时,火光入室,文鸟鼓舞,禽生于鲁地。”这一记载无疑填补了史书的一个空白。
二是“衍圣公府”档案0000705号卷宗所存史料。案卷标题是《选补和圣柳下惠滋阳县祠宇奉祀生》,是清乾隆五十八年(1790)、道光八年(1828)礼部批准和圣后裔奉祀生的官方文书。由“衍圣公”把关上奏折时附有一套完整的和圣史料。其中《和圣世纪》载,和圣是于“周平王之五十一年、实鲁隐公之三年辛酉冬十一月十八日也降生,室鸣,三人惊异之。”在具体时间上,与《展氏族谱·圣祖年谱》完全吻合。如果说《圣祖年谱》还是私家之说的话,那么《和圣世纪》已得到清廷宫方认可。从《和圣世纪》与《圣祖年谱》在某些细节上的不同可以看出,“衍圣公府”档案《选补和圣奉祀生》卷,当源于另一版本的《展氏族谱》,准确地说是与展家洼展氏平行的另一支展氏的《族谱》,可惜直今笔者仍未觅得一见。尽管出处不同,但两者在和圣出生年月日记述上却完全一致,这绝非偶然巧合,必有可靠依据。
三是一个间接证据。《展氏族谱》、《和圣年谱》、《和圣世纪》均称展禽乃鲁国司空无骇之子。而据《春秋》三《传》,无骇卒于鲁隐公八年。《圣祖年谱》作该年“禽六岁”,上推5年,也就是生于鲁隐公三年,再次与《和圣世纪》完美契合。
正是基于上述三个证据,笔者才敢于推定:和圣生于鲁隐公三年十一月十八日。
鲁隐公三年就是公元前720年。那年是辛酉年,同今年一样也是鸡年,阴历十一月十八日换算成阳历,正是十二月十八日。所以今天恰好是和圣2725年诞辰纪念日。
为什么说:“2725年”而不说“2725周年”呢?因为按周年需到明年今天。也就是说,和圣一周岁需从出生次年即公元前719年算起。我们是按虚岁计算的,出生当年就算一岁。实际上,我们说的虚岁并不虚妄。按常规,一个胎儿需在娘肚子里呆上十个月才出生。十个月不就接近一年也就一岁吗?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受精卵开始的。现在怀孕几个月就可以剖宫产,早几天晚几天,甚至早几个月晚几个月都无所谓,一个人的生命年龄难道仅仅是出来见到阳光才开始的吗?显然不是。据报道,某一外国公司已发明一种三维仪器,可以清晰地拍摄到胎儿哭笑表情的图像。现代科技证明,临近出生的胎儿与呱呱坠地的婴儿并无实质性的差异。之所以提到这些似乎与和圣出生无关的东西,实际是想说明周岁并不周严。我们按虚数计算自有其道理在。我们说今年是和圣2725年诞辰,是前720年加2005年算出来的。这样算也有成例可循: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,今年是2005年,两者相加是2556年。今年国际祭孔就是纪念孔子诞辰2556年。柳下惠诞辰我们也这样计算,有什么不可以呢?
(二)
柳下惠卒年,史亦无载,迄无定说。在和圣出生年月日记述上保持完全一致的《圣祖年谱》与《和圣世纪》,却在和圣卒年上发生了分岐。《圣祖年谱》云:圣祖“九十三岁,周襄王二十四年、鲁文公二年三月卒。”《和圣年谱》亦同,“九十三岁,春三月,和圣卒。”而《和圣世纪》则作“文公六年庚子和圣年百岁,冬十有二月辛亥朔三日卒。”到底是鲁文公二年,还是鲁文公六年正确呢?在这里少数服从多数是不对的。因为据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,该年八月,宗伯夏父弗忌“跻僖公”于   公之上,展禽尖锐批评夏父弗忌“犯人道”(“以逆训民”)、犯鬼道(“易神之班”),必遭报应。如果在鲁文公二年三月和圣已经去世的话,绝不可能到八月还能开口批评夏父弗忌。由此观之,《圣祖年谱》与《和圣年谱》作和圣“九十三岁”、“春三月”卒的记述是错误的,惟《和圣世纪》“和圣年百岁”是正确的。
和圣卒于鲁文公六年,即公元前621年;阴历十二月三日换算成阳历,则已进入下年元月份。所以到今年,柳下惠已逝世2625年。因此,今天这个会就具有双重纪念意义。
当然,最重要的是,柳下惠的言行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所概括的一个“和”字上。我们现在进行发掘研究,对建立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,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①“学开孔孟”:明嘉靖八年(1529),兖州知府刘梦诗《祭和圣文》。见“衍圣公府”档案0000705号卷宗《和圣祭文志》
②“后周公、先孔孟”: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),兖州知府金一凤《祀和圣文》中句。原文是:“惟圣言伦行虑后周公,振兴于鲁邦;鄙宽薄敦先孔孟,师范于百世。”见“衍圣公府”档案0000705号卷宗和《和圣祭文志》。
③《和圣年谱》选自王价藩、王亨豫编《泰山丛书》丁集,原题为《和圣年谱纪事》,简称《和圣年谱》。文末注明,该《年谱》最早于东汉建初六年(81)由“河东解县”(今山西永济)抄录而来。河东乃柳氏郡望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,解县为和圣后裔柳安“始居”之地,当有《柳氏族谱》传世。《和圣年谱》便为河东解县《柳氏族谱》之组成部分。
④滋阳县:兖州县前称。兖州地处嵫阳山之阳,金改原“瑕县”为“嵫阳县”。明成化间复改“嵫”为“滋”。“滋阳”之称延用至清。解放后,兖州城区以外的地区仍称“滋阳县”。现城乡统称兖州市(县级)。
⑤奉祀生:清延批准主持古圣贤祠宇祭祀活动的生员。一般由古圣贤嫡传后人中德高望重者担任。


 

 
 
 
明《泰山志》中的柳下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泰山志校证》一则       □周郢
 
 


 

柳下惠墓:在州治东南一百里,至今村人尚多展姓者,村名曰柳里村。
(明代《泰山志》卷二遗迹)
笺证
柳下惠:姓展,名获,字禽,一字季,春秋鲁国大夫。以食邑柳下,卒谥惠,故称柳下惠;孟子称其为“圣之和者”,故后世尊之为“和圣”。展禽以通晓礼义著称,事迹见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等书,清马马肃《绎史》卷五三《鲁柳下惠之贤》篇辑其史料最备,可参。又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简《奏献书》(法律案件汇编),中引《鲁法》记柳下季断案事例,为研究柳下惠生平思想之新资料(参今人马东盈《柳下惠研究》[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];又杨朝明《鲁文化史》第十二章《道德思想——以柳下惠为例》,论柳下惠思想最悉)。泰山之南柳里村(今属新泰宫里镇),传为柳下惠故里,附近有祠及茔墓。《泰山纪事·天集》云:“柳下惠:先圣姓展氏,居于柳下。既殁,乃谥为惠。今州城南六十里柳里村乃其故处也。……至今柳里村有柳下惠墓。”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一四二《泰安府》云:“周柳下惠墓:在泰安县东八十三里柳里村。”《岱览》卷二九《博览二·文献》云:“旧《泰安州志》云:‘柳下即治东南柳里村,有墓在焉,其高如陵。’……案墓在汶河北郭家庄西北一里,方形,共四十步,墓中高,连顶六步。距墓六里为汶南西柳庄,有和圣祠,碑曰‘和圣故里’,一曰柳下书堂。祠南一里,有和圣桥。墓西南十八里,有展氏先茔。”《重修泰安县志》卷二《舆地志·古墓》云:“和圣墓;在县东南一百里许天宝寨地方小汶北。”墓址在今新泰市天宝镇郭家庄村北,俗称“王坟”。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泰安知县毛    重修此墓,题有墓碑。墓址今存清末所立《泰安县知县毛老父台德政碑》。又泰安城有明代建和圣祠。《岱览》卷十三《分览二·岱阳下》云:“二贤祠西北为和圣祠,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)侯瑜建。国朝顺治三年(1646)少参毕振姬、乾隆十九年(1754)县令冯光宿重修。二祠皆以春秋致祭。……和圣柳下惠,邑境有柳里村,又有柳下季垄,因祠。”祠久废。又肥城亦有和圣故里及祠宇,康熙《肥城县志·古迹志》云:“和圣祠:在境内柳滩社地方,离城六十里,历代奉祀有人。至前朝天启年间,知县王惟精申详嫡派六十四代孙展芳名申祀。”又嘉庆《肥城县新志》卷五《古迹志》云:“和圣故里:在柳滩社展家洼,一村俱展姓,惠后裔。今泰安县有柳里,亦谓柳下惠故里。按:惠,鲁人,泰安、肥城皆鲁地,为其后无疑。”又元泰安州《展氏先茔之记》亦称:“夫展氏,鲁大夫无骇之后。”而后世以展氏为惠之嫡系,其族分居滋阳、泰安、肥城,滋、肥均有奉祀生员。曲阜衍圣公府档中有乾隆至道光间《选补和圣柳下惠滋阳县祠宇奉祀生》文档。)1996年毛    之孙台湾毛登沂复捐资重修和圣墓,建坊置碣。1998年后新泰宫里镇西柳村之泰山染料公司斥资于柳里建和圣园一区,有坊表池亭之胜,并新立和圣雕像。笔者为其园题联云:“折狱以平,安邦以德,江陵坠简重传,犹见大贤法度;立身惟信,待士惟和,待士惟和,麓新祠再展,还临柳下遗风。”
附:明《泰山志》简介
明《泰山志》,系由嘉靖年间学者汪子卿编撰。全书四卷,卷一为图、山水、狩典、望典、封禅,卷二为遗迹、灵宇、宫室,卷三为登览(即诗文),卷四为岳治、治迹、人物、物产等。其书划篇析目,简明而有法;采录资料,丰富而谨严,“踪迹文字以来,帝王、圣哲、瑰奇、幽异、坛遣、台殿、楼观、亭障、府寺、鸟兽、虫鱼、药石、木石,上下数千百年,……斯以详矣”(明·洪章《泰山志序》),首次对泰山史地、艺文、风物等内容作了全面记述,具有导夫先路之功。故现代著名古籍专家潘景郑称:“余按泰山有志,前此无有陈编,此志实为创例。”“此志谨严有法,非空谈妄据者可同日而语。”(《著砚楼读书记》)这次整理,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为底本,漫漶、缺失之处则以他本配补,庶成完璧。并以“笺证”形式,对原书内容进行疏解、补苴、考订,力求补充新资料,提出新观点,采用新成果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①本篇选自周郢著《泰山志校证》一书(黄山书社即将出版)。本书系对现存第一部泰山志书明代《泰山志》的整理校证,全书50万言,征引的各种文献几近千种,辑录了众多珍稀罕见的研究资料。该志中所记柳下惠墓,是泰山文献中首次出现有关的柳下惠文字。
周郢(1970~),山东泰安人。泰山学院副研究员、泰安市和圣柳下惠研究院副院长。著有《泰山历史记年》、《泰山文史丛考》、《明代名臣萧大亨》、《周郢文史论文集——泰山历史研究》、《羊姓史话》、《泰山通鉴·先秦至清卷》;合著《泰山五千年大事记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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