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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最具资望名庙--岱岳观

[日期:2013-11-19]   阅读:4343次[字体: ]

    泰山自古有“神州”之称,历有“神房”、“灵宫真宇”、“百灵渊府”等诸多称誉,究其原因,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文化观念所决定的。在这里不仅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繁荣发展,而且还包容并蓄有舶来宗教文化的兴盛,因而为人们遗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建筑。在泰山林林总总的宫观寺庙中,有一处对研究中国历史、古代宗教和泰山学文化富重要价值的庙宇,那就是位于泰山南麓王母池之西面的岱岳观。

     古昔赫然盛名的岱岳观,虽然如今仅存古殿三楹(后世重修)等少数遗迹,但它却是引领泰山古宫观一千多年而独树一帜的著名道观。岱岳观创建何年?宋代李谔的《瑶池记》和明代王之纲的《玉女传》曾提出“黄帝在泰山建岱岳观”,但根据王三聘《古今事物考》所云:“周穆王(西周)尚神仙,召尹轨杜冲居终南山,尹真人草楼之所,因号楼观,盖道观之始也。”所谓黄帝建岱岳观显然属荒远的传说而已。贵州于民雄先生在《泰山封禅与道教诸神》文中载:“西汉武帝封泰山时,泰山道士稷邱君传抪黄老,武帝为嘉其道术,在山麓建“稷邱祠”。方光华先生在《俎豆馨香》中亦提出:“最早祭神的宫观,出现于武帝时,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,武帝曾在甘泉宫作益延寿观,在长安作蜚廉桂观,以招徕神仙。道教祠宇即沿武帝而来”(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版)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编《道教文化面面观》更明确说:“汉武继位以来数十年间耗费巨大钱物人力,兴建神祠无其数,派去及海上求仙人仙药的方士成千上万。”据此联系到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所记载汉武帝曾7次在泰山行封禅告祭之礼,他除了出于其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外,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寻求仙人和长生不死之药。因此,汉武帝如此痴迷的笃信黄老道术,在泰山兴建与之思想追求相适应的道教宫观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如果追溯泰山岱岳观创建于西汉时期还似应该有可能的。

岱岳观作为泰山早期的道观,其规模和观貌如何?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史料,我们可从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里得到一个权威性的高度概括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卷二十四》中首先引用《从征记》(东晋伍缉之作)对岱庙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(略):“泰山有下中上三庙,墙闭严整,庙中柏树夹两阶,大二十余围,盖汉武所植也。……门阁三重,楼榭四所,三层坛一所,高丈余,广八尺。……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,皆靡密巧丽……。”然后又明确指出:“中庙(既岱岳观)去下庙五里,屋宇又崇丽于下庙(即岱庙),庙东西夹涧”。至于岱岳观如何“崇高壮丽”于岱庙,因为《水经注》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,而不是专门记述历史古迹的书,所涉古迹点只是为了标识地理服务,因此,郦道元并未再言及多少,这无形给后人留下很多的遗憾。如果从汉时的地理形态(泰安前身“奉高”城在现泰安城东,汉时的故道亦自泰山东南而来)考虑,两汉时期、乃至宋代以前人们有事泰山,均应自泰山东南而来沿梳洗河岸而入山,那么,岱岳观址必然成为当时进山的麓口,将一座崇丽的道观放在首当其冲的地理位置完全是应该的。由此证明,岱岳观迄止南北朝时期,应该是泰山创建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宏伟、最负盛名的道教宫观,它是自西汉以降封建统治阶级崇尚道教的突出产物。西晋陆机《泰山吟》“幽途延万鬼,神房集百灵”的生动诗句,亦应是对以岱岳观为首的泰山古宫观的真实写照。

     唐朝皇室由于出身北朝鲜卑军户,并非名门望族,为了抬高其门第,便巧妙地利用道教祖师“老子”姓李的契合,宣称自己是神仙之苗裔,借此制造“君权神援”的舆论,因此,自唐朝初期始,李唐王朝既对道教大肆推崇和扶持。随着唐朝政权对道教的尊崇,神州泰山又迎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春天,其主要标志有两件大事:一是唐朝“六帝一后”对岱岳观的修斋建醮;二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、唐玄宗李隆基对泰山的盛大封禅。在这两个大事件中,最具历史研究内涵的恐怕要数“六帝一后”时期长达137年对泰山岱岳观的斋醮,对此,岱岳观的唐《岱岳观碑》(又称“双束碑”、“鸳鸯碑”,现存岱庙碑廊)生动记录了这一重大史事的过程。该碑以寓意深刻的独特造型,即同体的碑石并列于同一碑趺和首之中,蕴蓄“二圣并侪”(唐高宗与武则天),此系武则天指使其亲信东岳主道士郭行真一手精心策划所为。

     唐朝皇帝出于巩固权势、保祐社稷永存的政治目的,非常相信道徒所宣扬斋醮的“灵验”,高度重视道教的设斋建醮活动。《岱岳观碑》刊刻有唐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、代宗、德宗等“六帝一后”时期的斋醮记文23则,其中有18则系唐朝皇帝敕令长安、洛阳等地区的重要道观和著名观主代行斋醮的记述。从记述内容看,行斋醮人员均地位显赫,少则三四十人、多则上百人;修斋时间少则三天三夜、七天七夜,多则四十九天;均信守道教祭祀和修行的法事规定,行金坛符籙、投龙、荐璧、上龙章、奏斋文之礼仪;并专司雕塑元始天尊等神像以供之,或石雕、或彩绘、或夹紵……。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看到泰山岱岳观在整个盛唐时期的地位、以及其道教发展的繁荣景象。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:在《岱岳观碑》有关帝王的18则碑文中有一半为武则天所为,涵盖了她当皇帝的整个时期,而且记述过程详尽,尤其从冗长的碑文内容看,真实记录了她舆论攫权、巩固政权的政治心机。李斌城先生在《唐代文化》(中卷)“唐代道教斋醮”一章,曾就唐王朝对岱岳观的斋醮浓笔重彩大加论述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)。

     盛极于汉、唐(均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)的泰山岱岳观何时走向衰退的呢?我们查阅了《岱史·第十八卷·登览志》,以期通过北宋以后人的间接资料得到佐证。主要摘录三段资料如下:一是北宋袭庆守钱伯言《游览记》曰:“宣和已亥(公元1119年)九月二十四日,遂同令寇庠,……谒岱岳观,留连池(指王母池)上”;二是明代高诲(通判)《游泰山记》曰:“嘉靖王午(公元1522年)冬,肩舆出自北城门,……近麓有庙祀池馆(即指岱岳观和王母池)”;明代钟宇淳《泰山纪游》曰:“出北城门,愈小桥二里许,……近麓有庙(岱岳观)、池馆(王母池)甚饰”。由此可见,泰山岱岳观自北宋到明代中期时还应保存基本完好,否则就不会有上述仕官文人专事“拜谒”,也不会有“庙、池馆甚饰”的描述。岱岳观的衰退,应主要有两个原因:一是与明代、尤其明万历以后东岳泰山神祇的逐渐淡化,碧霞元君神祇日益走向推崇有关;二是与自宋真宗封神泰山后,岱庙的大规模拓建,以及乾封(泰安前身)县治迁置有关。因此,岱岳观的衰退整个推算起来也就是400多年的荒毁岁月,这与其近二千年的辉煌相比,只不过是暂短的一瞬。

     总之,泰山岱岳观应是泰山创建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、影响历史时间最长的古道教宫观,尤其是它所承载的中国历史(特别在汉、唐政治史方面)、宗教文化、以及文化艺术诸方面的研究价值,都是其它宫观寺庙所不能比拟的。虽然它已经默默地沉寂、衰颓了400多年,但我们仍可祈望它能倚据《泰山规划》和《泰安城市规划》的原则有朝一日得到恢复,既让其重新服务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,又可让我们一睹其往昔的尊容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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