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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快书大家高元钧

[日期:2018-04-13]   阅读:471次[字体: ]

 《泰安文史》2014年第2期,曾刊登徐玉营先生《忆山东快书名家周同宾》一文,从中可知:山东快书艺术分为高元钧、杨立德两大派别。其中,高派表演风格刚健、豪放,吸取了戏剧中很多成分,其表演动作丰富、夸张,使用“包袱”频繁、皮薄,趋于滑稽,在上海一带被观众誉为“滑稽快书”。缘此,高派山东快书流传最广,影响最大,门生最多,成就最高。而徐玉营文中所叙述的周同宾先生,是东平接山镇周徐村人,他既是高派山东快书的开创者之一,也是高元钧的同门师兄,曾一度接纳高元钧及其四哥(盲人)来东平家中生活,并四处同台演出,在生活上、艺术上都给予高元钧巨大支持和无私帮助,因而高元钧与周同宾关系亲密,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徐先生的文章中着重介绍了周同宾,而对高元钧的叙述相对较少。在此,笔者撷取高元钧先生的几个活动片段,以飨读者。

高元钧(19161993),原名高金山,河南宁陵人,是最负盛名的山东快书一代宗师,原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,山东快书“高派”艺术的创始人。

高元钧1916329日生于河南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的一个贫困家庭。幼年与四哥高元财(盲人)一起流浪于枣庄、薛城等地,以“撂地”卖唱糊口。当时他听说,薛城戚家庄有个叫戚永立的人,其快书说得好,绰号“震三江”,能“震得镇江、长江、黄浦江,江水直晃荡……”,“走到哪里,都响个山崩地裂”。于是11岁的高元钧主动跟随戚永立学习《武松打虎》、《武松赶会》等段子。1928年初,高元钧跟年长自己16岁的周同宾一起,在南京怡和党露天杂耍园,正式拜戚永立为师,并举行了庄重的拜师仪式。出徒后,他与周同宾一起回到东平,相处约半年。

1930年,14岁的高元钧跟随师叔傅永昌来到泰安岱庙,主要说唱“武老二”(山东快书正式定名前,因主要说唱武松故事,故名)。待一段说唱完,高元钧便手拿一个破竹盘子向观众乞求:“叔叔、大爷、奶奶们,请赏个脸!”绕场转一圈,便有不少看客将钱扔进盘内,他们就是这样来维持生存。

1936年春,趁东岳庙会之机,20岁的高元钧又和四哥高元财(盲人)来岱庙西华门游乐场表演。兄弟俩先说了一段传统相声段子《卖布头》,然后高元钧打起鸳鸯板再说《武松赶会》,刚说完,铜元就哗哗地扔向场内,高元钧频频向观众鞠躬致谢。因他说得生动形象,吐字清楚,风趣幽默,让人有“瞎子能看见,聋子能听见”的效果,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,为东岳庙会增添不少光彩。

1951年抗美援朝慰问时,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决心为人民军队服务终生,自觉实现从一个民间艺人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转变。他一生无论在快书艺术的继承、改革、创新方面,还是在培养人才方面,都做出了出色贡献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,由他定名的山东快书迅速推向全国。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,他更加自觉地深入部队生活,努力创作和演唱反映新的时代、歌颂新的英雄人物的曲目,并在演唱艺术上不断进行革新和创造,以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。他常说:“我一看台下坐着的战士,就像老战友重逢。只要他们爱听,我就爱唱,为他们演唱,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高兴劲儿。”他被部队指导员亲切地誉为“大兵的艺术家”,被郭沫若同志誉为“民间艺术的一面旗帜”。

19588月,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时,高元钧演出了《侦察兵》,傅永昌演出了《石家庄》。表演结束后,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。总理握着高元钧的手说:“你演得不错,今后要多搞些反映部队生活的节目,鼓舞士气,为部队官兵服务。”总理又和傅永昌握手说:“演了多少年快书了?回去要多带些徒弟,把山东快书艺术传承下去。”在剧院演员休息室,总理亲切地对演员们说:“大家坐下吧,坐下谈。”总理当众指着高元钧:“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,你是‘徐州成名,红遍江南,天津一炮打响,在朝鲜战场穿上军装’。”说到这里,大家一阵欢笑。总理还接过高元钧手里的鸳鸯板,仔细看了看,放在左手摇了两下,发出声响,笑着说:“了不起呀,别小看这两片铜板,它能奏出美妙的声音,这是一种艺术,一种智慧啊!你要拿着它,去歌颂祖国,说唱英雄!”

总理又把脸转向傅永昌说:“你四叶竹板快书《石家庄》演得很好。”高元钧对总理解释说:“他是我师叔,是山东代表队的,泰安人。我小时候跑江湖,我们常在一起演出!”总理夸赞:“泰安好地方啊,国泰民安,泰山世界闻名!山东不光出英雄好汉,还出你们这样难得的好演员哦!”

傅永昌向总理介绍:“高元钧从小跟随我浪迹江湖,以卖艺为生。他记性好,小时候就学会了几个快书故事,每逢庙会、大集就垫场演出,博得观众赞扬。有一次,他随我赶平阴县的香会,散场后,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了,非常焦急,到处叫喊,原来他被一位入迷的听众强行背回家里,演唱了一整夜,第二天才把他送了回来。”

总理听完后说:“你们从小靠乞讨学艺,是苦水里泡出来的艺人,是新中国的宝贵财富。今天我能看上你们的精彩演出,是我有眼福呀!别小看了曲艺这个曲种,它是文艺战线上的一支轻骑兵,它的作用可不小呢!”

一场热烈、风趣又鼓舞人心的谈话,使高元钧、傅永昌感到无比幸福、自豪!

19809月,高元钧带着妻子魏庆淑来泰安看望傅永昌。俩人一见面,高元钧亲热地抱住傅永昌,激动地说:“师叔,你可好啊,我们20多年没见面啦!”傅永昌笑着说:“好!好!一切都好!”俩人合影留念,一张是两人握手笑的画面,一张是高元钧搂着傅永昌脖子亲热的神态照。

泰安驻军听说高元钧来到了泰安,恳切邀请他为官兵演出,高元钧欣然答应下来,并决定和傅永昌同台合作。晚上,在驻军礼堂,高元钧说了几个小段《摔跤》、《赔茶壶》等,傅永昌则表演了《石家庄》,演出非常成功,受到官兵热烈欢迎和交口称赞。

第二天,高元钧了解到傅永昌的现实生活状况:他们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出租房里,吃的、用的都十分简陋。看到这些,高元钧心里很不是滋味,恨自己没有为师叔及时提供帮助。分别时,高元钧留下100元钱,说:“师叔,这点钱也成不了大用,你先凑合着用,等有空时我再来看你。”停了一会,高元钧又说:“我们是从小的爷们,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一定给我去信噢。”高元钧、傅永昌在泰安的几天相处中,他们有说不完的话,道不完的情,一起回忆过去的深情厚谊,一起探讨、研究山东快书的发展,难舍难分。直至傅永昌一家送高元钧的路上,高元钧仍边走边回头向师叔不住地挥手致意,最终洒泪以别。

随后,高元钧又来到驻军某部,见到了文化干事李绪胜(当时负责接待高元钧),二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高元钧回忆说:“小李,自从1976年我在北京西苑旅社见到你,时隔四年啦,我还记得你196386日冒着大雨跋涉去青岛听我讲《山东快书的由来与发展》那一课的情景,你那种求学精神很值得赞赏和学习啊!”

高元钧接着说:“这次来泰安有三大喜事:第一,见到了多年没见的师叔(傅永昌)。从1958年北京见面后,已经相隔22年了,今天再次相见并同台演出,让我无比开心。第二,见到了我多年没有联系的侄女。”说到这里,笔者需要插叙几句:解放前,高元钧为了演出,东走西奔,因带着两岁的侄女不方便,便对师兄弟说,秦××是个说相声的老艺人且无儿无女,不如把侄女交给他。于是订了协议:只要老秦两口活着,高元钧就不去认他的侄女。这是一直埋在高元钧心底的一件大事,今天,通过组织上的寻找,几经周折,终于在泰安见到了侄女。父女见面、团圆,抱头痛哭(事后《解放军报》对此做过专题报道)。“第三,我收了一个好徒弟。”他拍着李绪胜的肩膀说:“你对快书这么热爱,今天,你这个学生我是非收不可了。”他随即赠给了李绪胜一本《高元钧山东快书选》,以作纪念。就这样,李绪胜成了高元钧的关门弟子。最后,高元钧登览了泰山,并与随同人员孙镇业、李绪胜、范元斌等人在中天门合影留念。

 

(作者:叶宝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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